1935年初冬牛点策略，中央红军刚刚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完成了这一惊天壮举，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安稳过冬。
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尤其是医疗和药品极为短缺，红军的后勤部长杨志成多次仔细计算，认为至少需要三千块现大洋，才能保证红军顺利度过严冬。然而，面对满仓的困境，红军手头上仅能凑出一千大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急得焦头烂额，但在这片贫瘠的陕北，他们也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随着初雪的降临，毛泽东、周恩来、杨志成再次商讨对策。就在此时，毛泽东突然想到不久前见过的徐海东。与其他红军不同，徐海东和他的红军15团本就驻扎在陕北，最近又接连在劳山和榆林桥取得了战功。毛泽东想，徐海东手下可能有所积累，不妨试试向他借款。
展开剩余86%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拜托杨志成带着去找徐海东，询问他是否能借出2500大洋给中央红军，并承诺在过冬后全数归还。徐海东看到借条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向中央红军捐赠过衣物和粮食，却从未想过提供现大洋。
杨志成看到徐海东面色凝重牛点策略，以为15军团也没有多少积蓄，不禁叹息：“唉！你们这里也够困难的，没关系，不行就算了……”还没等他说完，徐海东便挥手打断了他，转身召来自己的后勤部长查国祯，问：“我们这里还剩多少钱？”查国祯答道：“大概有7000多吧，剩下的钱要用来买药品、粮食和武器，还差3000多。”
查国祯还不知道杨志成是来要钱的，正和徐海东商量如何支配这些剩余的物资。徐海东听后，迅速做出了决定：“太好了！我们留下2000块，剩下的5000块拿给中央红军！”这5000大洋极大缓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让他们能够购置急需的物资，度过严寒的冬天。
毛泽东一直铭记徐海东的雪中送炭，他曾感慨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海东同志帮了革命的大忙！”然而，虽然长征已结束，但红军在抵达陕北后的困境并没有随之消失。陕北土地贫瘠，无法养活这么多的红军。毛泽东等领导一度考虑进行第二次长征。
但是，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西安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送来了信息，表示如果红军能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局势可能会有所转机。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张学良说出这样的“转机”呢？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永坪镇，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部队。之后，他们与驻守在当地的陕甘红军合编，组成了新的红十五军团。一个月后，红一方面军击溃了尾随而至的国民党第六师和马鸿宾的骑兵部队牛点策略，完成了长征结束前的最后一战，并全军进驻吴起镇。
历时367天，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终于完成了长征，途中参与的战斗超过380场，跨越了20多座高山大川，休息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足65天。虽然完成了这场历史性的大迁徙，但战士们几乎筋疲力尽，本以为终于可以休整，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到达陕北时，秋天已经深了。很多红军战士仍穿着南方时的单薄衣物，寒冷的天气对他们无疑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更为棘手的是，陕北天寒地冻，粮食和物资的匮乏，使得红军的生存条件愈发严峻。
幸运的是，徐海东及时送来了5000大洋，这笔钱为红军的过冬提供了关键的保障。然而，徐海东深知陕北的贫困，曾在回忆中提到，尽管革命根据地占据了陕北的9个县城，但这里的地广人稀，人口只有四十万，而红军驻扎在这里的战士就有三万人，根本无法依靠当地资源维持。
毛泽东向王明发电报时简单总结了红军的困境：“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而周边的敌人也逐步逼近：东面的晋绥军，西面的马家军，南面的杨虎城和张学良态度不明，北面西北军不断骚扰。这样的局势让中央红军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因此，毛泽东此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根据《毛泽东年谱》，他多次在电文中提到：“猛烈扩大红军”。那么，为什么当时陕北的物资供应已极度匮乏，毛泽东却仍然提倡扩军呢？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军事扩展，才能为红军争取生存的机会。但具体的扩军方向，却仍然是一个争议性话题。
最初，西部和北部都被排除在外，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条件与陕北相差无几。而在瓦窑堡会议之前，一名将领提出了南下的计划，认为陕南的物资更为丰富。但这个建议并未得到中央的支持。毛泽东等人反对南下的理由在于：首先，红军兵力薄弱，缺乏充足的武器和弹药；其次，南方的西安是国民党的大城市，红军若贸然南下，敌人很可能会在此地进行集结，结果会落得自投罗网的下场。
最终，红军决定向东进军，东面虽然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但他们兵力不足8万，分散在山西各地，武器装备与国民党主力相差甚远，相对来说，东线的敌人更容易对付。于是，1936年2月，春天刚刚到来，中央红军越过秦晋边界，展开了东征。最初的东征进展顺利，晋绥军很快溃败，红军在山西和华北平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然而，蒋介石并未袖手旁观。他指派汤恩伯带着10个师来援，同时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带着15个师进攻陕北。面对敌军的强大压力，中央红军不得不在5月初撤回陕北。虽然东征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敌人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看，中央红军依旧困守在陕北的孤立局面。
继续困守一隅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红军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于是，曾经被忽视的西北方向重新进入了领导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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